纪念我的父亲黄云门

父亲节来临之际,掀开尘封已久的文件夹,找出一篇纪念父亲的文章。多年前,我以满心的爱为墨而撰写的这篇文章,记叙了父亲意味深长的一生,倾诉了自己对父亲的一片深情。虽然象我们这样一介草民的闲情逸事是不足为奇的,可是我父亲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一个特定时代里一大批特定人群的经历,我文章里所表达的情感,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一部分儿女对父辈所深藏不露的爱戴。愿天下的儿女在父亲节给父亲送去一份深情的爱意,愿天下的父亲节日愉快,尽享天伦之乐。

上图:父亲青年时代的照片。

一. 追梦的失意

我父亲的祖籍在浙江省瑞安县。我的祖父出生贫寒,早年奋发苦读,曾考取前清秀才,后又投笔从戎,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及北京陆军大学骑兵科。曾追随孙中山先生革命,参加过国民革命军北伐,转战南北,战功卓著 ( 参考资料 : 温州市志,上册 ) 。 1920年1月20日,驻军在福建厦门的祖父迎来了自己的长子。长子的临世自然让祖父喜出望外,欣然为儿子命名“云门”。父亲字辈为“云”,祖父为之取名“云门”,以纪念儿子出生于厦门,大概也有意让儿子“青云直上南天门”吧。?

我父亲从小聪明好学。读书过目成诵,闻曲充耳即吟。由此深得祖父及长辈们的赞赏,也赢得了弟妹们的尊重。由于父亲是家族中的长孙,族中礼仪祭祀重大仪式均有其参加,所以父亲少年老成,循规蹈矩,十分尊重长者意愿。

父亲不仅字写得漂亮,文笔也很好,做出文章来既严谨有序,又情文并茂。 他对西方文化有著特别的爱好,在家常教弟妹们唱外国名歌,在中学里就登台演出莎士比亚的话剧。父亲于国立中央大学化学工程系毕业时,不仅以优异的专业成绩获得工学士学位,他的英文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1943年,在十分严格的留学会考中,父亲的各科成绩之总分名列全国第三,被定为赴美深造的人选。父亲梦想著到国外进一步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

祖父对父亲在学业上的出色表现虽然是乐在心头,喜上眉梢。但是留学的费用数目太大 (当时的2000 美元) ,祖父不由得面露为难之色:祖父虽一生为官,却两袖清风。政府俸金除去家用以后,余数并非可观。因体弱多病,告老还乡之后,只能依靠家中为数不多的田产为生,除了自己颐养天年,还要培育除老大以外的八个儿女。祖父深感囊中羞涩,又不愿变卖家产。尽管父亲只要求卖掉他本人可能分到的一份田产,并做出保证:学成回国一定赡养双亲,扶持弟妹。订婚多年的母亲也表示愿意变卖所有订婚的聘礼和自己多年来攒集的首饰,以助父亲成行。可是出身于铁匠世家的祖父,性格坚韧如钢,毫无反顾之意。祖父当时也许是出于对大家庭的后顾之忧和对家产的维护;也许是出于对长子飘洋过海,远走他乡的不舍,终究他没有成全父亲的“美国梦”。父亲虽然遗憾万分,却因其循规蹈矩,尊重长者的习性而未坚持己见,一意孤行。

世态沧桑,风云莫测。谁能料到由祖父倾其所有积蓄而购置的田产,后来却成了被划为“地主” 成分的依据。祖父自己蒙难不说,祖母也挨斗受苦,甚至连子孙后代都受到株连,他们因为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而在升学求职,参军入党,晋级提干等方面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祖父的在天之灵想必为此嗟叹不已。

我不禁作此想象。父亲若在那时得以成行,他所具有的才能也许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他一生的成就也许会更加的显著,他在生活中所受到的挫折和磨难也许会少去许多。他的人生结局必定会与他实际的生命轨迹有著天壤之别。

可是话又说回来,当初父亲要是真的远涉重洋,时世的变迁说不定就会让他学成回国的计划搁浅。父亲不仅不能够履行赡养双亲,扶持弟妹的诺言 , 而且他与我母亲二人就只能够隔海相望了,我们这个以爸爸妈妈为主体的温馨祥和的家,自然也就不复存在,大概也不会有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去分享那七色彩虹中的五个光环(黄红,黄蓝,黄绿,黄青)。

四十几年过去之后,父亲对他青年时代的梦想依然念念不忘。当我先生和我弟弟相继赴美留学之时,父亲深感欣慰地说:“谢谢你们替我实现了一个美好的梦。”

二. 婚姻的幸福

1944年2月,母亲的家庭发生了重大变故,正在重庆工作的母亲接到继外祖父去世的噩耗,日夜兼程赶回温州吊丧。进得家门,只见空房如野,四壁如洗。孤立无援的外祖母扶帚打扫著满院的纸片木屑。原来,继外祖父的儿子们把灵柩和全部家当都一起运往乡下,只留下了老人寿终正寝时用过的床。无依无靠的母女二人抱头痛哭。坚强的母亲毅然决定留在家乡,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1944 年 4 月,护送爷爷退休回乡的父亲来到温州。这时的母亲自感与父亲门户不相当,既无名誉地位,又无家产嫁妆,而父亲当时正值青春年华,英俊贤良,既风度翩翩,又学识过人。祖父虽然解甲归田,却还算衣锦还乡,名望尤存。斟酌再三之后,母亲主动向父亲提出退婚。父亲当即向母亲表达了忠贞不渝的爱情:我与你相恋多年,真心可见,不能因为你家境的衰落而影响我们的婚约。父亲不仅没有同意退婚,反而建议提前成亲。一片真情让母亲感激万分。祖父母也十分开明,不畏世俗评说而成全了这一对订婚八年,相爱数载的有情人。

我父母从1944年6月结婚到1993年11月父亲去世,四十九年零五个月,他们夫妻携手并肩,同舟共济,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生活的艰辛与磨难,没有动摇过他们之间的爱情。父亲对母亲温情柔顺,相敬如宾;母亲对父亲体贴入微,关怀备至。虽然他们的性格爱好相差甚异,可是在他们之间却存在著一种难以言表的和谐与默契。他们的生活旋律,就如同轻柔低缓的大提琴与激昂明快的小提琴交映生辉的协奏曲。

我的父亲是一个内心世界非常丰富的人。也许是因为他心里容纳了太多的知识,太多的大事,所以家居琐事在他心目中就没有了立足之地。当然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父亲的工作性质导致了他长年奔波在外,既使他有心尽责,他在家能做的事情也是很有限的。幸好他有一个注重实际,又精明能干的妻子。我母亲几十年来一直经管著全家大小的衣食住行,家中事无巨细都由她一手料理。父亲曾经对我们说过:”在养育子女,管理家庭方面,妈妈的功劳应该占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母亲对父亲的关照总是无微不至,细心周全。父亲出差远行,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一年半载。父亲每次的行装都由母亲亲手打点。里里外外,冷冷热热,一应俱全。父亲在外,日常用品信手就可拈来,既省心又方便。有一次母亲因公外出不在家,父亲临时有任务要出差,他自己随意抓了几件衣服就匆匆上路了。不料寒潮袭来,父亲的单衣难以挡风,只好借了同事的夹衫来御寒。事过之后他常说:没有妈妈,我就要挨冻。

我以自己一孔之见来评论父母的婚姻,总会有些片面,还是来看看我母亲自己的评价。在她的回忆录中有著这样一段记载: ” 自 1937 年我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与云门订婚,到 1993 年底云门去世,前后一共五十六年多。可以说是相敬如宾,相濡以沫,相依为命,患难与共的一生。多少次运动的折磨考验,我们始终互相信任,彼此关心尊重,我们夫妻之间恩重如山,情深似海。我们的婚姻是美满幸福的 ” 。

婚姻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婚姻给人一个居所-一个当你身心疲惫之时,可以自如躺下,舒展肢体,可以无须警惕,放松神经的地方。婚姻给人一个侣伴-一个因你悲伤而垂泪,为你欣喜而开怀;一个在你迟疑徘徊时激你进取,当你遭受挫折时为你疗伤,在你卧病不起时伴你左右的那个人。拥有这样一个居所和侣伴的人一定是幸福的,而拥有幸福婚姻的人一定比他人更能抵御风霜,承受波折。

三. 事业有成的欣慰和怀才不遇的遗憾

父亲于而立之年入川,在那里工作了近四十年,为四川省的轻工业贡献了他的青春年华、毕生精力和聪明才智。由他主持或参与新建、改建、扩建的糖厂就有十数座,还有一些酒厂、酶制剂厂和化肥厂等,这些工厂遍及四川省的大城小镇。说他事业有成应该是不过分的,可是为什么亲人和挚友还是认为他“怀才不遇”

父亲才华出众,知识渊博,工作又勤奋努力。可是在时世和机遇不顺的时候,他常感到虽有刀锋剑利却无用武之地,他的许多才能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1946年4月,父亲受当时的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派遣,去台湾接受日本人撤退后留下的糖厂,在湾里、苗栗糖厂和台湾糖业公司从事技术工作。由他参与的新式制糖生产试验项目,成功后在台湾得到广泛应用,并获得了经济部颁发的奖励和专利证书。

四川盆地气候温和,适宜于种植甘蔗,但当时只有一些手工操作的土糖房,工艺和设备都十分落后。为了在四川建一个机械化的糖厂,父亲于 1949 年 4 月冒著生命危险,乘坐十分简陋的小机帆船,漂越风雨莫测,波涛汹涌的台湾海峡,回到了大陆。待战事略为平息,他就携同我母亲登上了进川的旅程。当时国内部分地区战事未停,传闻山间时有土匪出没,四川偏于一隅,没有铁路,交通非常不便。赴川经沪时,亲朋好友曾力劝父亲留下,可是父亲明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仍然怀著对事业的一腔热忱,历尽艰辛,行程一月,从临海的浙江温州来到四川的腹地-银山镇。

到达目的地,父亲就一头扎进了大堆的工艺流程和机械设备图纸之中。由于父亲及同事们在台湾苗栗糖厂对技术设备的深入研究,也由于建设中的银山糖厂(当时称作四川糖厂)上下同心,通力合作,大概只用了一年时间,一个机械化的甘蔗压榨车间就安装、试车、投产了。

内江糖厂是新中国第一个万吨级的机械化糖厂。父亲在 1953 年 9 月至 1955 年 10 月间,直接参与了内江糖厂的主要设备的设计、地质勘测、图纸审核、以及基本建设的全过程。这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制造、自己安装的大型糖厂,从设计到开工仅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而且质量并不低于进口设备。在当时被作为新中国轻工业的一面旗帜而受到表彰,并展现给来华访问的外国元首(古巴首脑)。

1956年10月,三十六岁的父亲被任命为内江糖厂第一任总工程师,主持全面的生产和技术工作。通过全厂职工一个榨季的紧张工作和努力奋斗,内江糖厂全面达到和超过了设计水平,不到一年时间就全部收回了基本建设的投资。

紧接著父亲又主持了球溪河糖厂的设计施工。球溪河糖厂只用了总投资的 70% 就如期建成投产。四川省政府验收委员会认为该厂的建设达到了多、快、好、省的目标。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前期间,父亲先后主持了八个糖厂的工程设计、基本建设和改建工作。这样看来,他大概可以算得上一个多产的工程师吧。

如果干事业都像这么顺利,可以推测,父亲一生可能会创造出更多的业绩。但是政治风云时有变幻,知识份子经常受到冲击。在“三反五反” 、“整风反右” 、“文化大革命” 等运动中,因为我父亲是从台湾归来,自然被怀疑为“派遣特务”,又因我祖父早年曾在国民政府中谋事,后来又被划为“地主”成分,所以父亲难免成为被整治的对象。隔离审查、学习检讨、劳动改造,不知耗费掉他多少宝贵的时光。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摧残使得父亲步入中年就未老先衰,华发早生。

1952 年,工厂搞运动,“打老虎 ”,借一桩贪污案将我父亲与其他中层干部和主要技术人员一起关押起来。 162 天不能工作,不能回家,每天面壁反省。这对满脑子事业,对政治运动毫无思想准备的父亲来说,尤如当头一棒。当时有一对邻居夫妻,二人因无端遭怀疑又无法自我解脱而双双投河。可以想象,父亲那时候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有多大。后来父亲突然被释放,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与贪污案毫无牵连,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一项新的工程(内江糖厂)正等待著他去参加勘测和设计。

在文化大革命中,两千多张大字报扑天盖地向父亲袭来,他的英、德、俄、日文技术资料被高悬示众,作为“白专典型”之证据,连英文版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也被不识外文的造反派悬挂起来,作为我父亲“崇洋媚外”的例证,弄得他哭笑不得。不仅如此,父亲被强加上“四川糖业祖师爷” 、“反动技术权威” 、“台湾潜伏特务”等罪名 , 离职“学习 ” ,接受批判,劳动改造,前后长达五年之久。 在强制劳动时,身体瘦弱的父亲被迫去抬一百公斤以上的长石条 (0.3 x 0.3 x 1 米 ) ,使他落下了终身不愈的腰疾。

其实,父亲的个人命运,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比起那些在各种运动中不幸丧生或致残的人,比起那些因为政治缘故而工作无著、事业无成的人,父亲还算得上是幸运的。

父亲博学多才,满腹经纶,又写得一手好文章,他的理想是到大学里作教授,著文写作,教书育人。或者到研究所、设计院做一些新工艺、新设备的研究开发工作。但是他有过很多次的机会却无一如愿,来自北京、成都等地的一封封调令,都被当地官员拒绝。有一次北京发来调令,父亲被当时的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拦下。又有一次父亲接到省厅发来的调令,一切安排就绪,连家具行李都已经运到了成都,家人也已先期赴蓉。可是内江地委领导执意不放行,硬是把人事档案给扣回。百般无奈,父亲只得留在基层做一个工程设计人员和技术管理干部。当地领导虽然是因为惜才而强留下我父亲,但是父亲却因为个人的志向和意愿未遂而郁郁寡欢,终生遗憾。

我父亲好似沧海中的一滴水,他无法抗拒政治风云的冲击。但是他却心有主见,性格倔强,终不肯随波逐流。父亲又象棋盘上的一粒子,他无力左右自己的人生去向,可是他心高意远,志向难泯,总不甘随遇而安。我们不能估量,象父亲这样一个思维深邃却沉默寡言的人,在那个时代他内心所承受的折磨有多么深重。父亲一生从事制糖──这份带给人们甜蜜的事业,可有谁知道在他的心底积存了多少苦涩!

在自家的阳台上,有时候看见父亲久久地凝望着天空,我知道他又是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可是他任凭千愁百感煎熬自己,而不愿说出来让家人分担一份忧虑。每当此时,我会感到鼻子发酸,喉头作哽。我就去央求百忙中的母亲停下手中的家务去陪陪父亲,有时也会自己上前去分散他的注意力。我们明知自己无法从根本上治疗好父亲的心病,只是想尽一分薄力,不让父亲在深思中坠得太深。

父亲在年过半百之后,才等到改革开放的年代。他被调到内江地区科学技术协会担任专职副主席,之后又在内江地区科学技术委员会任总工程师,最后父亲被调到四川省食品发酵工业研究设计院做技术顾问。在此期间父亲参加了一些化肥厂的设计筹建,以及食品和酶制剂工业的技术改造,综合利用,新产品开发等多项工作。父亲还作为专家参与了不少学术计划和工程项目的审批、鉴定、验收等工作。抽出空来他就潜心写作或翻译外文技术资料,将国际上的最新动态介绍给国内同仁。1980-1985仅五年间,父亲在国内外杂志和内部资料上发表的专业论文著作有十八篇,还有翻译文章七份,这是父亲智慧闪光的又一个黄金时代。父亲一生积累的知识、经验和才能在这个时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重视。

正当父亲热衷于写作,发挥著自己的知识潜能的时候,他的退休年龄到了。父亲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所热爱的事业,成叠成摞的技术资料连同他满脑满腹的知识智慧,都一齐锁进了那高大的棕色书柜。在美国,知识分子和专家教授可以工作到八十多岁,只要身体允许,自己愿意。在中国,因人满为患,年龄到了就一刀切-“让位”。

按理说,人的才智与业绩应该成正比。但是在事实上,这两者之间总是存在著一个变量,那就是时机。业绩 = 才智 X 时机。 当一个人所面临的时世和机遇不如人意之时 , 既使这个人的才华和智慧是一个可喜的常数,这二者相乘所得的积就很难得成为一个十分理想的得数。 这就是为什么亲朋好友在为我父亲事业有成而感到骄傲的同时,也为他怀才不遇而表示遗憾。

四.父女情深

很早以前家人就告诉我,因为我长得很像父亲,所以父亲对我特别钟爱。我想大概也因为进入不惑之年的父亲,滋生了更浓厚的儿女亲情吧。前不久一位“星象学者”对我说:“你父亲的精神和能量萦绕在你房子的周围。”这话听起来玄乎,仔细想来却有几分道理。我与父亲之间确确实实有著一种十分特殊的情结。

小时候的我,是一个非常胆怯怕黑的女孩。我还依稀记得父亲半依著蚊帐,就著昏黄的灯光,给我讲故事。有些故事像“狼来了” 、“小蝌蚪找妈妈”等,照我爸爸的话说“已经讲了一百遍”,可是我还是百听不厌。我从来就不知道自己房里的灯是什么时候熄灭的,我想父亲一定每次都耐心等到我进入梦乡才悄然离去。

父亲经常出差远离家门,我常常殷切地盼望着他的回归。每次听到楼梯上传来父亲拾级而上的脚步声,我就会立刻放下手中的一切,冲到楼梯口,张开双臂迎接父亲。当父亲还差几步就要上完楼梯的时候,他的头正好平及我的双臂,我会就势搂住他的脖子,在他的脸上亲一亲。由于父亲长途跋涉中疏于修理边幅,他的胡子扎在我的脸上好疼。在我哇哇乱叫的同时,他会开心地笑出声来。我常常守在父亲的行李包边上,目不转睛地盯着爸爸的手,充满期待地等著他变戏法式的掏出文具盒呀、彩色的橡皮擦呀、香气扑鼻的苹果呀、五颜六色的糖果呀······。我至今还记得那些小玩儿、小零食带给我的惊喜和快乐。有时候父亲还喘息未定,我就迫不及待地坐上他的膝头,滔滔不绝地给他讲述一通我的“娃娃经”。我的外祖母常在这种时候用温州话评说一句:“扭头像”。我猜她的意思是说我“亲热过分,娇态有余”。

夏天的四川盆地,闷热难熬。屋里头像蒸笼一样呆不下去。一家人常在阳台上乘凉到半夜。为了让乘凉的时间过得有一些意义,爸爸经常给我们吟唐诗,讲故事,教我们唱歌。我到现在还记得《威尼斯商人》、《龟兔赛跑》、《农夫和小金鱼》、《皇帝的新衣》等故事。我跟爸爸学会了《老黑奴》、《友谊地久天长》、《毕业歌》、《桑塔。露西娅》等中外名歌。

在夏夜里的阳台上,父亲有意无意地向孩子们传播着知识,培养着我们的情操,教给我们做人的道理。我在不知不觉中从父亲身上吸取了不少营养。我后来爱好文学、音乐、艺术、自然风光等等,这肯定不是与生俱来的,父亲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一定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我长大之后,父女之间就有了一些距离,彼此的感情都深藏在心中。

上大学时,放假回家,我每日贪睡懒起到日照东窗。有时,睁开腥松的睡眼,便看到父亲坐在我床前,他正深情地注视着自己。而我只是淡淡一笑,就侧身面壁,假装入睡,是古板的中国传统意识束缚了我。有一次早上醒来,朦胧中触及到父亲慈祥爱伶的目光。我心中一动,来不及思维就一跃而起,给了爸爸一个热情的拥抱和亲吻。这因为一时的冲动而未加掩饰的举止,正是自己对父亲的真情流露,是对父亲一片深情的小小回报。但愿它给爸爸送去了一个信息:长大成人后的女儿矜持内向,不再像以前那个爱哭爱笑,感情外露的小女孩,可是她的心中,也像父亲一样蕴藏着一腔深情。

出国之前我在成都郊区工作。每当春末夏至,房前屋后一片片油菜地黄花烂漫。若是登高望远,那不着边际,透著荧光的鲜黄不叫人惊心动魄,也让人心旷神怡。当我置身于油菜花的海洋,欣赏著黄花绿叶的巧妙搭配,心里由衷地感激爸爸送给我“黄绿”这个十分别致的名字。

我心中充满著对父亲的感激之情和崇敬之意,可是我几乎没有向他直接表达过。至今我仍然后悔自己当初既不善言辞,又羞于行动,让我们父女之间的感情沟通受阻。要是父亲知道女儿心中的这份情意,或许能得到多一分的慰藉。




五.祖孙三代

大学毕业,我留校工作两年多。后来四川省领导以照顾老专家为由,将我调到父亲仍在发挥余热的研究所工作。相隔六年之后,我又重新与父亲朝夕相处。与过去一样的是,我们依然同吃同住;与以前不同的是,我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这个时期我和丈夫对父亲生活上照顾颇多,但是由于自己工作忙碌而与父亲思想感情方面的交流甚少。可喜的是,小儿聪明伶俐,招人喜爱,带给了父亲不少的乐趣。最让父亲津津乐道的是,我那不满两岁的小儿常常在外公餐前小饮之时去造访。馋嘴的小儿眼睛盯著外公的菜碟,嘴里却说:“爷爷,我不吃您的花生米,哈?”外公当然明了小外孙的言外之意,一颗花生米立刻就送进了他的小嘴里。祖孙二人相视而笑,彼此都感到十分满足。

父亲在向别人介绍我儿子时,从来不说:“这是我外孙。”他总是说:“这是我女儿的孩子。”他不愿将“外”字与“孙”字并用,自然也不愿听人叫他“外公”。正好“爷爷”比“外公”更容易发音,我们就在儿子呀呀学语时叫我父亲“爷爷”,一个甜蜜蜜地叫着,一个则乐滋滋地回应。

后来我先生赴美留学,妈妈又因自家房产长住浙江温州处理棘手的问题,我与父亲更是相辅相成,彼此照应。平日自然由我照料爸爸的生活。周末父女俩则带著孩子进城,逛公园,坐茶馆,光顾小食店,一天玩下来很开心。太阳偏西之时,才踏上五里乡间小道。在回家的路上,父亲怕我太累,不时替换我背负那一日兴奋之后已疲惫不堪的小儿。

晚饭之后,祖孙三代常去田间散步。有一天,父亲背著因为撒娇而不肯步行的小外孙,父亲随意问了一句:“京京,爷爷今天背你,你长大了以后是不是要背爷爷呀?”“要背!”孩子的回答十分肯定。“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背我呢?”儿子煞有介事地应道:“等到十八岁。”父亲说:“谢谢你的好意。希望到你十八岁时,我还好好地活着。”小儿自然不懂老人此话的含义,我也纳闷这刚满两岁的孩子脑子里怎么会蹦出“十八”这个数。此事很快就被我遗忘在脑后。可是在父亲去世之后,当时的情景又一幕幕地回映在我眼前,祖孙二人的对话,字字句句竟然如此的刻骨铭心。每一次的回忆都让我百感交集。

在我儿子十八岁生日那一天,我给他写了一篇长长的日记。叙述完十六年前他与外祖父的这段对话之后,我写道:今天你已经十八岁,可是外祖父离开我们却有十年了。你没能有机会孝敬爷爷当然不是你的错,但是从这件事中我们应该得到一个启示,那就是:珍惜你身边的亲人和朋友,及时向他们表达你的爱意和友情,不能等待拖延,坐失良机。等待的结果有时候会成为自己的遗憾,有可能让自己悔之不及。

六.天伦之乐

我到美国不久,自己尚立足未稳,为了孝敬父母,就把二老接来同住。当时我们一家五口住在两居室的学生宿舍,经济状况不佳,生活条件简陋。可是父母二人从无怨言,因陋就简,乐在其中。

清晨,早起的父母就开始了他们的忙碌,一个准备早餐,一个专心晨读。父亲非常喜欢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每天都要仔细阅读。当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用早餐之时,父亲就给我们作“新闻综述”,我们不需要花额外的时间就可以了解“天下之事”。

待大人小孩上班上学之后,二老便携手并肩外出散步。谦逊的父亲对母亲说:“我以前来过美国,这次来美是为了陪你,我作你的翻译。”他们二人或上公园漫步,踏青赏花;或进商店闲逛,捉新猎奇。夜间则帮我们照看孩子,让我们安心加班工作或上夜校学习。

周末全家人开著一辆破车东游西访,参观博物馆,游览风景名胜。有一次大年初一,在中国城与叔婶一家团聚之后,兴致很好,大家决定登高望远去天文台访问,不争气的破车却在此时抛锚。留下我先生对付破车,我带著二老一小,几经周折,辗转回家。父亲未露一丝抱怨,这使我一颗内疚之心略得安慰。

九个月的光阴一瞬即逝,犹如弹指一挥间。真是好景不长,父亲不幸被诊断患有恶性肿瘤,需立即手术。当时我们已定下去黄石公园的计划,父亲表示愿意放弃提前回国接受手术的设想,按原计划与我们同行。父亲在少年时代就从书本上知道了在美国有一个风景秀丽的黄石公园,他希望亲临其境,以了却自己有之已久的宿愿。

我们一家五口与挚友母子俩一共七人,租了一辆崭新的小面包车,怀著愉快的心情出发了。我们一行经拉斯维加斯( Las Vegas ),领略了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沿途我们又参观了 Zion 和 Bryce Canyon 国家公园。那数不清的红土风化石柱,就像秦王兵马俑,千军万马,列阵待命。在盐湖城,虽然那一望无际的大盐湖看起来有些单调,但是到了周末的傍晚,城里盛装的摩门教徒,刹时间就把一个现代化的城市带回到十八世纪,漫步在五彩缤纷的“古装”人群中,仿佛时光倒流。这充满异国情调的风土人情,和犹他人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精神 , 让父亲叹为观止。

在举世闻名的黄石公园,父亲尽情地陶醉在青山绿水,奇花异草之间。各种奇特的地质景观,使得父亲对造物主的鬼斧神工惊叹不已。公园里展现的人与野生动物、大自然的美妙和谐,又让他为自然保护和生态平衡而抒发感慨。

这次旅行,历时十一天,行程三千英里,涉足六个州域,所到之处,景色各异。父亲总是仔细地观赏,还认真做笔记。置身于自然山水间,他却还像是面对工艺流程图或机械生产线,一丝不苟地观察记录,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

父亲的执著在几年后才让我领会到其中的意义。为了纪念父亲,我在两、三年前着手写一篇题为《黄石公园游记,随感》的文章,好些地方需要具体数据,因为事过已久,记忆模糊,方才意识到父亲当初的英明远见。自己那时只顾贪恋美丽的自然景色,而没有注意原始资料的收集,“书到用时方恨少”,为时已晚矣。父亲的笔记本必能帮助,可是它至今仍躺在大洋彼岸的书柜里安然休息。也许有一天我会把它找出来,在父亲的字里行间重游黄石公园。

黄石之旅回来之后,父亲在母亲的陪同下很快就返回中国接受手术治疗。据日夜照料病中父亲的姐姐说,父亲对在美国度过的日日月月一直念念不忘。她认为,这段时光大概是父亲一生中最愉快欢心,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七.最后的日子

十二年前的十一月初,秋风瑟瑟,落叶满地。遥远的家中突然传来父亲病危的消息。我与弟弟昼夜兼程,从美国赶回成都。

病床上的父亲被癌症折磨得骨瘦如柴。但是儿女的回归似乎又给他增添了新鲜的活力和求生的欲望,他恳求主治医生请来专家为他会诊,以寻找新的治疗方法。听说长在骨头上的癌,会让人疼痛难忍,可是意志坚强的父亲居然拒服止痛药,他担心自己会药物上瘾,因为在他的心中依然怀有与病魔长期作战的计划。他当时并未意识到,自己已无力移动病床上的双腿,也已咽不下女儿为他烹饪的鱼片粥和他平时喜欢的清汤豆腐。

我翻开一本离开波士顿前专门为父亲压制的秋叶,本想以那鲜艳明丽的色彩和多姿多态的叶型来赢得父亲的欢心。但是他实在是心力衰竭,精神不济,看了两页就闭上了眼睛。为了不弗我的好意,父亲轻声地说:“我休息一会儿再看。”我知道这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拉着父亲瘦骨嶙峋的左手,我在他的手背上印下一个深深的吻。终于,我将藏在心中几十年而没有说出口的话悄悄地倾吐给父亲:“爸爸,我爱您!”父亲说:“我也爱你。” 一股热流冲进我眼眶 , 化作开了闸的水 … …

1993 年 11 月 7 日,在我和弟弟回国后的第三天,父亲与我们长辞了。临终前一天他对母亲说:“我很幸福。”对于年逾古稀,生命垂危的父亲来讲,有相依为命半个世纪的老伴每日陪伴在侧,又有四个儿女从天涯海角汇集到自己身旁,还有领导、同事、朋友们络绎不绝到医院探望,这无疑是一种安慰和幸福。每一个家人和亲友都由衷地希望自己亲爱的人怀著幸福的心态而去。

为了不惊扰邻床的老先生,我们一家人非常节制地处理著后事。妈妈拿出一套藏青色的中山装给爸爸穿上。他看起来整洁端庄,与当年去参加人民代表大会一样。我跪在父亲的床前,用小剪刀轻轻地为他修理胡须。以前我常常为父亲理发,可是为他剃胡须却是第一次,当然也是最后的一次。这早年扎得我哇哇乱叫的父亲的胡茬,再也不会靠近我的脸颊。伤心的眼泪“嗒、嗒、嗒”地滴落在父亲洁白的床单上。

父亲被安葬在内江市郊,面对着连绵起伏的山丘和一望无际的甘蔗林,身后环绕着他曾经工作过的几十座糖厂、酒厂、食品厂、化肥厂。希望那些工厂至今依旧在出糖、造纸、产酒、制造食品原料。但愿那些工厂仍然在源源不断地向农田提供着肥料,让庄稼、果树叶肥茎粗,果实累累。这样的话,父亲置身在这片土地上也就心安了。

我虽然身在大洋彼岸,却时常在心里惦记著父亲安身的那一面小山丘,还有山顶上那条长廊和山脚下那汪水塘。几年前回国为父亲扫墓,我把为父亲撰写的《黄石公园游记 ,随感》供奉在他的墓碑前。下一次再回去省亲,我一定要将这篇文章献给父亲。我要对他说:爸爸,在我的心中,您从来就不曾离去。您的音容笑貌时常在我的眼前呈现;您的生活情趣正在我的生活中续延;您的优秀品格 – 尊老爱幼、敬偶重友、正直善良、谦虚朴实、严于律己、勤于耕耘 – 始终是我做人的准则;您的故事、您的歌正在被我和我的后代承传;您留给我的那份亲情、那份思念将伴随我直到永远。

我爱您,父亲!

——写于波士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