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摄影名家刘香成镜头下的中国36年

【刘香成是唯一获普利策奖的华人,知名摄影记者, 凯伦·史密斯(策展人,当代艺术评论家,专访原载于《信息时报》】

1980年,上海照相馆,身着半身婚纱的新婚夫妇。为了省钱,新娘只租了西式婚纱的上半身。
1980年,上海照相馆,身着半身婚纱的新婚夫妇。为了省钱,新娘只租了西式婚纱的上半身。

凯伦·史密斯:当你从香港来到纽约时,在文化、物质环境、人与生活方式等方面你有没有感到有很大的不同?你来到美国的时候正是嬉皮士文化全盛时期,美国还卷入了越南战争,这两方面都产生了强烈的、戏剧性的、相对更视觉化的意象。这些是否在后来影响了你看待世界的方式呢?



刘香成:是的,我记得下飞机后乘坐巴士从肯尼迪机场到曼哈顿,当时立即对曼哈顿林立的高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种迷失的感觉,这就是美国给我的第一印象。你可能会觉得,从香港来的人不会感到非常震惊,但实际却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香港的高层建筑相对还是比较少的,全都集中在中环区,完全没法与曼哈顿相比,这种庞大的网格系统形成了街区,使得高层建筑一栋挨着一栋,堆积在一起。我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巨大的混凝土钢筋丛林当中。它使我感到自己很渺小,整体的氛围是如此不同。

当我安定下来之后,我给自己弄了一辆摩托车,后来换成大众甲壳虫。那时我还没找到任何兼职工作,没钱住在曼哈顿,所以我住在布朗克斯区(位于纽约市最北端,是纽约最穷的街区——编者注)。

如果继续追溯到我高中的时候,追溯到我学习绘画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要以美学的角度去“看”。我父亲送我去他的一个同事那里上绘画课,他是一位报社编辑,也是一名油画家。周日的时候,他会带我到新界去。我们会找一个喜欢的地方,支起画架写生。

我很挣扎,一方面我很喜欢绘画,但我在技术方面并不擅长。当然我也受到过一些赞许,有一个比赛接受了我的一幅画,并在市政厅(位于天星码头旁的中环)中展出。但大多数情况下,我都感到很挫败,因为绘画、混合颜色、素描、画出轮廓和形状等都需要高超的技巧。也许是我没有认真吧,那毕竟是在周末上课,和到艺术学校学习绘画还是不同。但是我仍相当有兴趣地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在高中考试时,我参加了艺术考试,但失败了。关于这次考试我之前考虑了很久,为了获得与纸张大相径庭的效果,我选择了聚氨酯画板和彩色铅笔。这次失败使我非常震惊,我之前认为这非常有创意。

在纽约的最后一年,在我的选修课程选择表中,对摄影课的描述非常普通,但是它一下就吸引了我。基恩·米利(Gjon Mili,美国《生活》周刊著名摄影师。——编者注)是谁我并不知道,但还是决定选这个课,因为它关乎创造性、关乎视觉,我只是有些好奇。

凯伦·史密斯:那个时候你也没有想过用摄影来探索中国吧?

刘香成:在我的脑海中中国一直离我很近。我在美国的时候,《纽约时报》很少有关于中国的报道,那时的《纽约时报》还没有在中国的记者。他们使用的是由约翰·伯恩斯的《环球邮报》(Globe and Mail)报业集团(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提供的信息。纽约的其他报纸也都没有关于中国的内容。我阅读一切能找到的与中国相关的东西。

记得有一次,可能是1973年或1974年,我到50街的现代艺术博物老馆去。大街正对面有一家图书馆,虽然很小,但是有很多参考书目。我走到中国区,在这里我可以找到马克·吕布(Marc Ribaud)的《中国的三面旗帜》(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1966年初版)。突然间我为之动容了,我曾参与过“三面旗帜”运动——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以及“人民公社”。我被吕布的照片迷住了,多次回图书馆去看,甚至是在我自己开始摄影之前,我还会去看。

凯伦·史密斯:是什么影响你进入新闻业的?是因为发现了摄影的力量吗?这种选择和你决定回到中国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刘香成:我有一种成为记者的冲动,想要追随我父亲的记者道路。这是很自然的。与此同时,我觉得美国的新闻行业竞争激烈,永远没有机会进来。这好像太困难了。这时美国还是一个白人为主流的时代。少数种族进入主流媒体的机会太渺茫。

我花了很长时间去阅读李约瑟(Joseph Needham)关于中国的书,比如《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本书最不可思议的部分是它的广度。我最初发现它是在为一份法理学作业进行调查研究,我想写中国法律哲学问题,写法家和韩非子,在寻找参考文献时我找到了他的书。它给了我一种看待中国的新方式,以一种远距离的、超脱的方式描述中国的过去和文化成就。

我比较幸运,正好有这样的机会。我认识一个教授叫利昂内尔·曹,他在亨特学院教中文,我上过一次他的课。他的老家在苏州,从哈佛毕业。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喝咖啡聊天,我毕业后也和他保持着联系。他知道我为基恩·米利工作,正在《生活》杂志做过实习生,对新闻业产生了兴趣,但也还未成型。利昂内尔为我安排与他哈佛的同学凯尔索·苏顿(Kelso Sutton)见面,他是时代集团的总裁。有一天,我还在基恩的办公室里,电话响了,他的秘书告诉我苏顿先生想要见我。我来到苏顿的办公室,与偌大的房间相比他显得很小。他只问了我一件事:“年轻人,你这辈子想要做什么?”我立即说我想到中国去。

大概一周后,有一位著名的图片编辑约翰·杜尔尼奥克(John Durniak)联系了我,他是美国新闻摄影的顶尖人物,他让我带些照片给他看。见面的时间很短,他看了我带过去的照片,这些都是米利喜欢的,就是这些照片说服了杜尔尼奥克,他给我了一个在时代做实习生的机会。这些照片中有一些是关于无家可归的女人的照片,这是在莱克星顿大街上拍摄的。我还记得当时的拍摄方式是同情式的,在肖像照中包含着与她的对话。还有些照片是在一个犹太教机构中拍摄的智障儿童。

凯伦·史密斯:你认为照片应当保存或记录哪个时代,哪是什么使得一张照片不朽?

刘香成:一张不朽的照片需要能唤起观众的某种情绪反应。就如同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评论,这也是我同意的一种观点:“照片实际上是被捕捉到的经验,而相机则是处于如饥似渴状态的意识伸出的最佳手臂。”我的照片抓取的是那些重新燃起人文精神的中国和中国人。这段转变时期中充满了急切与新奇。经过这一时期,中国真的开始融入了世界。

名家点评

如果说历史学家是从过去的材料里发现书写历史的材料的话,那么摄影记者则是从他面对的当下发现书写将来的历史的材料。刘香成的这些照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的存在,就在一定程度上警告我们,不要放肆地篡改历史,也不要把历史作为滥情的对象。摄影所能有限,但我们能够从刘香成的照片获得反思历史的动力。我们有什么样的过去,就会有什么样的现在。我们的现在其实是被过去所决定的。我相信,如果能够以刘香成这样的照片为历史出发点,那么我们的历史反思或许会更有深度,我们的现实认识也许会更为清醒。——顾铮(摄影理论家)

我多么珍视他对人民和土地的脉脉深情。他的作品朴素得像面包,明澈如水,有益如盐,新鲜如山风,勇敢如鹰,自在如无限远云。——黄永玉(画家、作家)
  
刘香成的北京之行似乎一举终结了此前西方的中国影像:他追踪这个巨大国家在毛泽东逝世之后的庞然骚动,这骚动,不但大幅度改变了中国,目下正以未知的方式与能量,改变世界。——陈丹青(艺术家)

刘通过镜头把标准的“西方的思索”带到了中国,却又不失中国气息,还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关心政治,这样的纪实摄影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独一无二。——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当代艺术评论家)